本文所提到的“长征”，指的是从1934年10月开始，到1935年10月结束的红一方面军的长征历程。

1934年10月初，博古等红军领导决定放弃中央苏区，开始向西部的湖南方向转移。这个决定的目的是与在湘西活动的红二军团和红六军团会合，建立一个新的根据地。在此之前，中央已经指派任弼时、萧克、王震等人领导红六军团前往湖南，一方面为寻找道路，另一方面为吸引敌人进攻。

红军主力出发时，5个军团加上机关人员总共8.6万人，而红24师与地方部队总计约1.6万人被留下，由项英和陈毅领导进行游击战。红军主力出发的阵型是：红一军团、红三军团充当先锋，红八军团与红九军团分别担任左右两翼，红五军团担任后卫，军委纵队则位于中间。

由于潘汉年、何长工事先奉命与陈济棠达成了秘密协议，因此在突破了前三道封锁线时，红军能够较为顺利地行动。从突破第一道封锁线到第三道封锁线，红军仅用了20多天时间。突破第三道封锁线后，蒋介石判断红军的目标方向是西方，遂命令何健带领部队继续尾追。

11月下旬，红军成功突破了第四道封锁线，但由于湘江战役的惨烈，红军从出发时的8万多人减员至3万多人，红八军团也因此撤销了番号。“三人团”的军事领导能力受到严重质疑，博古深感责任重大，心情沉重而内疚。

12月上旬，红军翻越了广西与湖南的界山——老山界。此时，红军面临一个重大抉择：是否继续原定计划，向湘西进军，与贺龙和萧克的部队会师？还是放弃原计划，改向其他方向前进？中央决定在湖南西南的通道县召开紧急会议，商讨此生死攸关的决策。

在会议中，顾问李德提出了一个极为大胆的方案：让蒋军追击的部队提前到达红军前方，红军则在后方向北前进，与红二、六军团会合，并在湘赣川三省交界处建立新的根据地。毛主席听后坚决反对，他认为蒋介石已经察觉红军计划并在路上设置重重埋伏，此时北上可能会陷入万劫不复的困境。毛主席建议放弃原计划，继续向西，向敌人力量较弱的贵州地区前进。

毛主席的建议最终得到了大多数人的支持，这次方向调整史称“通道转兵”。根据情报，蒋介石已在湖南布置了四道防线，兵力是红军的五六倍，若继续北上，必将陷入绝境。

通道会议虽然只召开了一个半小时，但却是一次至关重要的决策会议。此会议不仅对李德的威信造成了沉重打击，导致李德在会议期间以病假离开，而且也恢复了此前被李德罢免的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的职务。更为重要的是，毛主席在离开军事指挥岗位二三年后，首次参加了这次会议，并凭借果断决策重新获得了指挥权。可以说，没有这次会议的基础，就没有后来的遵义会议。

通道会议后，红军继续向西进入贵州黎平县。此时，博古等人认为红军已经避开了敌人追击，应该继续执行原定的与红二、六军团会合的计划。然而，毛主席则明确指出，必须放弃这一计划，继续向贵州西北进军，在贵州与四川边界一带建立新的根据地。

在黎平会议上，毛主席的主张再次得到了大家的支持，并形成了《黎平会议决议》，决议确定了新的行军方向，并决定红军到达遵义后召开会议，总结第五次反“围剿”以来的军事经验。

黎平会议后，李德和博古依旧坚持与二、六军团会合的计划，沿途展开争论。为了彻底解决这一分歧，必须进行组织上的调整，使毛主席出任军事领导。为此，1935年1月1日的猴场会议应运而生。

猴场会议重申了黎平会议的决议，明确指出红军今后的发展方向为贵州北部及四川南部，并要求军委在未来的作战方针上必须向政治局报告，彻底剥夺了李德个人独断的指挥权。猴场会议后，李德与博古事实上已经退出了军事指挥层，15天后，遵义会议召开，他们将进一步退出历史舞台。

红军到达遵义后，中央根据《黎平会议决议》，召开了遵义会议，总结第五次反“围剿”以来的军事经验。在经过三天的激烈讨论后，张闻天根据毛主席的发言起草了《关于反对敌人五次“围剿”的总结决议》，该决议肯定了毛主席关于红军作战原则的主张，否定了李德和博古的军事主张，并对中央领导机构进行了改组，取消了“三人团”。

遵义会议的召开，挽救了红军、挽救了党，也挽救了中国革命。会议结束后，毛主席指挥红军进行四渡赤水，成功迷惑并调动了敌人，奇迹般突破了围追堵截。

由于敌情的紧急，遵义会议后的一些重大决策未能及时落实，很多重要工作也未能有效部署。因此，在遵义会议后20多天，中央在云南召开了扎西会议。

扎西会议并不是单一的会议，而是在扎西一带的几个地方召开的一系列会议。扎西会议通过了若干重要决议，包括：以洛甫接替博古担任“总负责”，博古改任总政治部主任（此前由李富春担任）；通过《遵义会议决议》，明确了未来的发展方向；讨论二、六军团的行动方针，以及红军继续游击战争的战略；讨论红军的缩编问题，即著名的“扎西整编”，这也是长征期间规模最大的一次部队缩编，旨在使红军更加适应机动作战的需要。

1935年3月10日，中央在遵义县苟坝村召开了紧急会议，讨论是否进攻打鼓新场。会议上，大家普遍同意攻打，但毛主席认为此时进行攻坚战可能使红军陷入困境，他的建议未被采纳。会后，毛主席与周总理、朱总司令分析了战场情况，3月11日重新讨论，最终决定放弃攻打打鼓新场。

为了避免因指挥不统一导致的战机丧失，毛主席提议成立“三人军事小组”专责指挥。3月12日，毛主席的提议得到了会议一致通过。苟坝会议确立了应对战争危机时更加高效、精简的指挥系统，为后续战争指挥提供了宝贵经验。

在四渡赤水的过程中，针对红军选择走弓背路而非弓弦路的问题，中央于5月12日在四川会理召开了会理会议。会议批评了个别同志的错误意见，最终决定红军立即北上，与四方面军会师。

1935年6月12日，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的先头部队在懋功成功会师。为了确定两军会师后的行动方向，6月26日，中央在懋功以北的两河口召开了两河口会议。周总理在会上提出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，并通过了关于两军会合后的战略决议。

8月上旬，中央在沙窝召开了会议，决定加强一、四方面军的统一指挥，并推动张国焘执行北上方针。8月下旬，中央在毛儿盖召开会议，明确指出红军北上后应向东发展，而不是向黄河以西，强调左路军应该与右路军合作。

9月9日夜，中央率领一、三军团连夜北上，于9月12日抵达甘南的俄界，并在这里召开了俄界会议，分析张国焘的错误并确认继续北上的方针。之后，红军成功突破了天险腊子口，进入哈达铺，并得知了刘志丹在陕北的相关情况。中央随即召开了哈达铺会议，决定将陕甘根据地作为红军的落脚点。

统计数据显示，长征途中中央召开了多达32次重要会议，而本文提到的这些会议，则是其中最为关键的几次。如果您有更多的补充意见，欢迎在下方留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