公元752年深秋，大明宫灯火通明，杨国忠以右相之尊立于丹墀之下，高力士宣读敕书的声音仍在殿梁间回荡。新贵宰相的紫袍映着烛光，像极了盛世的最后一抹余晖。谁也没料到，他接下来一连串看似漂亮的“表演”，会把大唐的锦绣山河撕出一道再也无法缝合的裂缝。安禄山，这位身兼三镇、拥兵二十万的胡人节度使，原本只是朝堂边缘的庞大阴影，却被杨国忠亲手推到舞台中央，成为敲响盛唐丧钟的人。

杨国忠的崛起本就带着传奇与侥幸。李林甫死后，中枢真空，他以贵妃之兄的身份闪电补位，凭借对玄宗喜好的精准揣摩和凌厉的清洗手腕，迅速成为长安城里最有权势的人。然而，权力来得太快，容易让人误把运气当作实力。当安禄山每年冬天照例入朝觐见时，杨国忠看到的不是一位战功赫赫的边将，而是一个可以被朝堂规则随意揉搓的“外人”。他开始在皇帝面前轻描淡写地播下怀疑的种子，暗示范阳节度使“腹有鳞甲”。第一次，玄宗只是皱了皱眉；第二次，安禄山亲自跑回长安，伏地流涕，天子的心又软了。杨国忠发现自己惯用的“演技”突然失灵——观众不再轻易买账，于是他决定把舞台灯光调得更刺眼。

从754年开始，京城里的安氏旧部陆续被捕，安禄山在长安的耳目被连根拔起；粮饷调拨的公文开始绕路，军械补给的批文被刻意拖延；甚至连安禄山留在京城的私宅也被籍没。每一道命令都看似合规，每一次出手都带着“为国除奸”的正义感，却像把铁蒺藜撒进火药桶。杨国忠自信地认定，只要自己牢牢抓住皇帝的信任，再强壮的边将也只能俯首。可他忘了，安禄山不是朝堂上那些可以被一纸诏书流放岭南的文官，而是手握铁骑、听惯了战鼓的统帅。军营里流传的“朝廷欲清君侧”的低语，比任何诏书都更具煽动性。

755年冬，范阳起兵的消息沿着驿道飞驰，六百里加急的马蹄声敲碎了长安的霓裳羽衣曲。杨国忠依旧保持着他那套在宫廷里屡试不爽的节奏：先指责，再安抚，最后把责任推给地方。然而，潼关外的铁骑没有给他第二幕的机会。洛阳在一个月内陷落，帝国东都的城门被攻城槌撞开的声音，像是一记耳光抽在所有轻信“演技可以替代军力”的人脸上。潼关守军原本只要紧锁关门，就能拖住叛军锋芒，却被杨国忠的“主动出击”命令拖进平原野战，二十万唐军一溃千里。长安的城门在756年六月被迫打开，皇帝带着贵妃和百官仓皇西奔，马嵬驿的冷风里，杨国忠终于迎来自己剧本的终场——羽林军的刀光闪过，权谋家倒在尘土中，至死都没想明白，为何自己精心设计的每一句台词，最终都变成点燃烽火的引信。

回望整个过程，杨国忠的悲剧并非单纯因为奸佞，而在于他把政治舞台的规则错当成帝国的全部逻辑。他擅长灯光、布景与掌声，却不知道边关的寒风只认刀箭；他以为皇帝的一念可以决定山河，却没料到将士的忠诚首先给的是能带他们回家的统帅。安禄山或许早有反意，但正是杨国忠用一连串精准的挑衅，把“可能的阴谋”催化成“必然的叛乱”。当文官的剧本撞上铁骑的节拍，潼关不再是雄关，而成了帝国心脏最后的裸露伤口。

马嵬驿的尘土早已散尽，大明宫的钟声依旧会响起，只是再没有人记得那场权斗里谁赢了第一回合。历史只记录结果：一个自信到近乎自负的宰相，用一场自编自导的挑衅，提前点燃了埋葬盛唐的火药桶。舞台可以谢幕，山河却无法重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