读书中的汪辟疆先生

提到“中国书”三字，我想现代的青年们听到了，一定感觉麻烦和头痛。

“中国书”为什么叫现代青年永远不发生兴趣或者竟表示十分的厌恶？我以为其中的原因不是很简单。

第一：就是中国书的文字艰深，不是现代青年所能了解。谈到这一个问题，请问究竟是中国书的本身负责还是教学方面负责？我们不要多从事理论上的检讨，只要拿事实来证明，这一个问题的答案，就立刻可以明了。

在民国十一年新学制未颁布以前，小学和中学的国文课程，内容上要充实得多。在各级学校教国文的先生们，多少读过了几本线装书。在讲授和作文两方面，也要比较认真些。这时侯的中学生的国文不见得坏，而且了解中国书的能力，也随之加强，历史书像《通鉴辑览》和《清代先正事略》，文学书像《史记菁华录》、《陆宣公奏议》和杜甫、白居易的诗歌，在那时的中学生，不难欣赏和了解，并且有时自己的作品，在声律格调上，并不大错。再说早些吧！在清朝末年初办学堂的时候，一般在学校的青年，作文和看书的能力更要增高。他们十七八岁以前，在家塾里就读了不少的经史和文选这一类的书。一到学校，国文先生在课堂作文，出的题目，如“两汉经学异同论”、“朱陆辨”、“拟陈伯之答邱迟书”和“文笔考”这一类的题目，那时候的中学生，在两三点钟的短时间，就不难立刻写出一篇原原本本考证精详的文章。至于自由阅读中国的经史词章的书，更是不成问题。这都是我亲眼看见的事实。

现在呢！小学和初中的国语课本简陋得可笑；高中的国文教本，胡乱凑成几十篇不三不四的语体文和古文；教书的先生，遇到略为艰深的古文，大半跳过去不讲，讲的也是随文敷义略略地解释一番。学生们既不能多看课本以外的书，教书的先生也不能常常指导他们阅读，文章断断不会做好，古书也自然而然的和青年隔绝。假如要说中国书是天生的艰深，不适宜于现代青年的读物，我们请问三十年以前的青年，为什么都能看得顺眼并且发生极高度的兴趣？中国书是用中国文学写成，并不是外国文字，现代的青年，在学校里用功两三年的英文，尚不难看西报看西书，难道中国书还比英法文字写成的书更难读吗？我们根据上面的事实，仔细加以检讨，就可以断定现代一般青年感觉中国书的难读，中国书的本身是绝对不能负责。

第二：中国书是一堆未经整理的材料，不是现代的青年很容易找出个头绪。提到这个问题，我们却认为有一部分理由；但这个理由也不见得就完全正确。不错的！现代的青年，多少是受过科学教育的洗礼。他们是常常见采用科学方法编成的新书新报和其他课外读物，他们只看见提纲挈领有头有尾的把一种学校分析得清清楚楚，既容易了解，又感觉到兴趣。回头看见许多的中国古书，没有一部像外国人和近代人新编的书，目录排得那样的整齐；编纂分得那样的清晰；行文写得那样的流丽；注解说得那样的扼要。遂不觉发生了中国书是一堆废纸的感想。但是，你要知道西方的著作，确实也有不少博大精深的名著，不尽是为普通人说法。现代的青年在中国读了几年英法文，跑到外国去读书，对于外国人的高等名著，不见得马上就看得懂，他们所能够读得顺眼的西书，仍然是彼国最普通最流行的著作。至于没有出国的青年们，终身是抱着书局编制的课本和一般时下流行的杂志，平时既无文学的修养，更加上读书不能细心，字误音误，始终不曾有人纠正过，稍为高深的中国书，怎么能够读下去？中国书不能读，于是把漫无条理的罪名归到中国书的本身，显然是一种错误。

但是，我承认这话有一部分的理由的所在，我亦觉得“提要钩玄”的工作，在中国过去确有不少的学者，曾经发出过很迫切的要求，事实上仍然少有人把中国经史子集这一批书，一部一部地加上一番整理的工作。“提要钩玄”这四个字，唐代韩昌黎提出过。在他自己闭门用功时，也许着手做过这功夫，但昌黎毕竟没有把他自己的成绩发表。清代乾隆年间，章实斋也曾发愿想把古代最要紧的书编成一部大规模的索引——《校雠通义·辨嫌名》——替读书的人减除查检的麻烦，但他的书也没有成功。

仔细考察中国书何以少见有提纲挈领的著作？我想不外下面三种原因：（1）为人太多，为己太少。（2）这类的著作，非博通淹贯的学者不能够作，但渊博的学者，又不肯以筌蹄示人，致有损了他的大名。（3）虽然有人编过了些这样便利学者的书，但时代过去了，没有人再去续编和增改，不像西人的百科全书和韦浦士字典，隔了几年就重新编一过，因此就跟了时代而自然澌灭。有了这三个原因，故中国提纲挈领的书，现在确实感到缺乏。中国书中最能提要钩玄的著作，像刘勰的《文心雕龙》和刘知几的《史通》，岂不是两部绝好的文学通论和史学通论吗？但这两部书的文章，却很高古，现代的青年，已无此了解能力，只好让大学文学系去当专书研究了！

我想中国书缺少整理的工作，在事实上既不可掩，好学深思的青年，决不因此而自屏诸门墙之外。只要你有决心有毅力，先从一些浅近的书籍去着手，久而久之，总会有豁然贯通的一天。所以我虽然承认这话有一部分的理由，同时也认为这个理由，不足阻挠我们读中国书的兴趣。

汪辟疆先生旧藏《史记集解》

第三：中国的学问太广泛，看一两部不能算了事。不少的人尝尝对我提出这一个问题。但我每次遇见向我提出这问题的朋友和学生，我总是很和霭的诚恳的接受他们的讨论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凡是能够感觉到中国书的难读在这一点，我始终认为这人至少在中国书堆里费了一番功夫，不过他很知道中国学问不好做，偶然遇着这个困难，不免要四面受敌畏难而阻。因此或竟转移他们治学问的方向，去寻找他们智力和能力所能了解的他种学问。但是，我须得先反问一句，中国的学问牵涉广泛，难道外国的学问比中国就单纯吗？中国书看一两部不能了事，难道外国的书看一两部就算了事吗？西人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里面互相关连的地方太多，姑且不谈。文学是一般人认为比较有兴趣而青年受读的书。我想外国人的文学书，除现代第三流第四流的作者，用现代语文写的而又比较通俗一般人认为名著外，还比较易读。假如十八世纪或更早的伟大文学名著，你只要随便拿任何一部诗歌和小说戏剧，在这些名著里面，你就立刻发见有许多微妙的理想，古奥的辞句，和冷僻的故事，你决不会一口气就看得下去，并且有经过几年几十年的思索，还不明了句中的真谛。但丁的《神曲》和莎士比亚的《戏剧全集》，不是到现在还没有人把它翻译到中国吗？中国书因牵涉太广泛而难读，外国书也决不能例外。严几道先生对我说过；要翻译一本西人的文哲和经济法律的大著作，没有下笔前，至少要把这一门的前前后后的著作看过十几本或至数十本，才能了解我要翻译的这一本书内的要义和它的渊源。严先生是我国翻译的前辈，这话就是很明显的证明外国书和中国书一样的包罗宏富，不是绝对单纯。

至于谈到中国书里面牵涉太广就搁置不看，我是替他们惋惜。中国的经史和文学书，诚然使人应接不暇顾此失彼，但还不能阻挡我们研究的兴趣，只要你常常虚心请益，加上你的思考，你总会得到相当的解决。

我又联想到现代青年视读中国书为畏途，也不能全怪青年人的本身，教学方面不得其法，至少也要负一部份责任。中国书不管它的数和量怎样的多，但它各有各的源头。中国书只管多，源头的书不但不多，而且很少。——源头书普通人叫“基本书”。黄季刚先生叫它做“书的书”。——假如家长和教国文的先生遇著文笔鬯达的高才生，就当指导他从源头书下手。由浅入深的方法，最好先引诱他去看一种史书像《通鉴辑览》之类，叫他先有历史的观念。有了历史的观念，他自然去追求中国的文字怎样构成？中国的文化主脑在哪里？中国的哲学思想从哪样出发？中国的政治制度怎样产生和组织？中国文学的威权著作是哪几部？有了这样进一步求知的欲望，第二步就可直接告诉他可以正确答复这些疑问的源头书。像《说文》、《尔雅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孝经》、《孟子》、《礼记》、《荀子》、《管子》、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、《毛诗》、《楚辞》、《庄子》、《文选》、杜诗、韩文和《资治通鉴》这一些最要的书，进一步去熟读精思，他们必定有更深的认识和了解。如果青年们对这几部书下过一番苦功夫，从此由源头顺流而下，只管中国书是怎样的牵涉广泛，自有左右逢源的快乐，决不会感到茫无头绪的痛苦。要是不照此法循序而进，把青年很宝贵的时光，消耗在一些不关重要的古书上，任凭你有特别的天才，仍旧是随处遇到阻碍，终久是摸不着涯岸一无所成，虽然你是终日伏案手不释卷。

现代青年对于中国古书不发生兴趣，我想上面所说的三种原因，却占主位。其实也只有这三种原因，还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。但我是认定这三种理由，并不能阻挠我们读书的兴趣。至于还有些人说中国书是一堆无用的废纸；或更大言中国书的里面是充满了封建思想的毒质，是不合于现代需要。我们除了怜悯他们的浅陋和绝无常识外，决没有和他们讨论的必要。